白求恩大夫喜欢摄影，他是带着相机和胶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开始，白求恩无法冲卷印片。当他结识了我的父亲沙飞——人民军队的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两个“影友”一见如故，他俩爱好、脾气、性格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再加上我父亲懂英语、语言能沟通，俩人很快就成为了挚友。他俩同心协力、密切配合，拍摄了许多战地新闻照片。
1938年9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村，给延安的马海德大夫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把那些胶卷冲洗了，而且寄往加拿大，我很高兴……，今后我们打算就在这里冲洗胶卷，因为我们已经从天津弄来一些照相器材，我们还有一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将寄一些我们拍的照片给你，以供人民外交协会之用……。9月26日，我们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有四个委员出席……，沙同志（原《抗敌报》的编辑，现为军区司令部的摄影师）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及摄影工作。我负责英文组，并特别注意医院、卫生等方面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名称，已定为：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我们计划买一架电影摄影机，为我们的军队和游击队拍摄电影。也准备拍摄一套照片，供巡回展览之用。我们非常需要一架放大机和大号的印相纸，你能在西安给我们搞到这些东西吗？……”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此时白求恩与沙飞关系相当密切。而且白求恩自愿成为八路军的一名业余摄影战士，晋察冀对外宣传报道群体中的一名执行委员，力求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中多做一点贡献。白求恩大夫注重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亲自给受伤的日本战俘做手术，为康复的日本战俘照像。1938年11月2日，白求恩在常峪给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写报告：“……我于10月27日离开花墓前，为这两名战俘和林大夫等拍摄了一张合影，林大夫穿着医务人员的长罩衫，上饰红十字和八路军袖章。我本人也和他们一起照了像。建议为该两战俘派去一日文译员，要他们写信给日本亲属，附寄上述照片。另需在印发他们的家信和照片时加以说明，作为在敌占区和对外散发的宣传品。”
白求恩不放过每一次在战地拍照的机会。1939年夏天，军区司令部驻在何家庄村。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六七架飞机轮番扫射。白求恩大夫非常气愤地咬紧牙根挥舞着拳头，狠狠地向天空比了比，用照相机把日本飞机轰炸的情形照了下来。他在一块木板上用英文、并叫翻译用中文写了几个大字：“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飞机轰炸解放区”，再把它拍摄下来，用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
白求恩和沙飞都拍摄了不少晋察冀抗战、优待俘虏的照片。他们千方百计向延安、向大后方、向敌占区、向侵华日军、向国外发稿，让全中国、全世界都了解中国的八路军仍在顽强地坚持抗战，并努力争取瓦解日伪军。
白求恩在晋察冀工作期间，他不光是沙飞的“影友”，而且是沙飞新闻摄影采访报道的主要对象。1939年1月，在平山蛟潭庄，沙飞和罗光达举办《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这是解放区举办的第一次摄影展，也是第一个抗战照片街头展，照片基本是沙飞拍摄的，白求恩也来观看。当白求恩看到他创建的而被日寇炸毁的模范医院由沙飞留下了完整的照片资料时，非常高兴。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不幸去世。沙飞悲痛万分，星夜驰马奔到于家寨向战友告别，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1940年1月25日，沙飞拍摄了自求恩追悼大会。1940年4月，沙飞拍摄了白求恩烈士墓落成典礼。
白求恩去世前夕，给聂荣臻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作为遗嘱，详告后事。当沙飞读着白求恩的遗信“……照相机给沙飞……”、手捧着战友的遗物时，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他明白，战友的馈赠，是对中国抗战、对中国摄影事业的支持。他特别珍爱这部相机，一直随身携带，精心保护。沙飞用这部相机拍摄了大量的中国人民抗战的珍贵历史镜头，用它培育了中国新一代的摄影记者。（摘自《海上文坛》1999年第3期，王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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